Writing in Chinese

New Blood 未出生的我们

这本是应该在这片土地上嬉闹玩耍的new blood,他们本应该牢牢得与这片土地连接在一起,传承一代代人的记忆。但是农村城市收入的严重不平衡、当地贫乏的就业机会和计划生育政策迟迟放开的二胎,使得这曾养育了无数代人的山间的土地不再吸引新生命的降生,与青壮年的留守。 对于找到一个人来责备这一切,我是没有兴趣的。我只是像浮世绘一样重建了一个场景,向他人展示着历史的潮汐中很少有人触及的角落。但是要知道,任何对社会态势做出的改变,不论有没有深思熟虑,是否合理,其代价都会是以“代“来计量的。 我的家乡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消失的自然村。 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午后站在青石门廊中等待熟人路过,于是她们能用聊天来缓解孤独。很快,路过这些房子的人会越来越少。而随着我们这代人的离开与老去,再也不会有记忆能够承载这些景象。我们所唯一知道的事是,曾经她们也是在这竹林间长大的new blood,而关于他们,以及我们祖先的其他回忆,像是将一粒沙掷向池塘,水不会用漪涟回应。 哪怕在我小的时候,炊烟也会在午时笼罩整个村落;而现只有象牙白的水雾,一幢一幢地吞没早已破旧的屋子。

Mercury Dice 水银骰子

1.《水银骰子》对当代女权主义对中国现代女性身份的影响做了一个小小的探讨。我试图在画纸上塑造了一个完全脱离大环境,只有特定的身份、行为能被观测的空间。希望在这个空间里,思考能使一个模糊的概念塌缩出一些观点:在女权主义运动中,要求遵守的规则、需要尊重的底线甚至不可打破的概念的存在是确定的吗?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自豪的宣布女权主义的盛行已经在中国为一部分女性提供了一个能够尊重她们需求与目标的环境了。但是这些环境只存在于相对开放的大城市以及单个想对开明的家庭中,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哪怕是大环境中,两性间的矛盾也在以各种形式浮出水面,更不用说平权思想还没有渗透到的其他地方了。 我见过很多优秀的女孩子,她们来自富足的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着出色的个人修养。她们希冀着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因为胆怯,或是一些来自家庭的阻力便放弃了尝试,将所有的一尘不变都用“父母不让”当作借口,她们会说“如果我是男孩子那么家人会放心很多”。这样的随波逐流也许是家庭想让你过得安稳的希望,但同时这也是一种来自自身的对女性的歧视。这一点是很令我痛心的。这样过完了生命中最有活力的几年,当家庭的压力降临到你头上的时候,是很难有力量同时支撑起自己的梦想的。我希望女权运动能够给予这些女孩子勇气,能够真正站起来,通过证明自身能力来说服你的家庭,哪怕是女性也能够创造许多美好的事物。生活就像一个骰子,像是一次赌博;但是一个不曾扔出的骰子能够完全剥夺你左右自己生活的机会。我的父母曾经也不想让我出国、选择一个可能饿死的领域(笑),客观来讲这也是一种阻力。撇开我的性别先不讲,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从自身能力方面证明了自己,说服了他们放心让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比起对家庭的过分呵护愤愤不平最终离家出走,我觉得这个突破点会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离开自己熟悉的街区,去外面看看吧。不管在你的路上发生了什么,最终都会是你对自己人生的诠释,故乡也总是会有人为你宰杀肥羊。 我经常看到一些观点拿出中国女性的高就业比作为中国女权比其他国家好的依据。但是表格里从来都没有写过女性是否被刻意安排在低端职业中、是否被剥夺晋升机会、是否有着不平等的收入待遇。哪怕从最简单的角度分析,在中国,中产阶级单个家庭成员的收入真的能支撑起所有的开支吗?而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压力和生活成本中又有多少能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呢?于是不论怎么看,这种观点都是很难站住脚的。从就业角度来看,女权主义应该意味着女性有着选择是否工作、从事什么工作的自由;并且当她的个人能力满足了雇主需求的时候,她不会因为拥有子宫而在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有关中国的传统观念、金钱至上社会和快速上升的生活成本。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当然这一现象在男性身上也有体现),她们打着“我的需求需要被重视”和“我的想法需要被尊重”的旗号,无视了对她们追求自己梦想的所有支持而将自己的需求强行加在了伴侣身上。无论是洗一次碗,还是买一辆车,只要她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对她们伴侣的声讨就会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在“你无视我的需求就是不支持女性平等”的扭曲的观点中,一个类似政治正确的逻辑死循环就被建立了。这正是我想讲的对女权主义的曲解,中文的不精确很容易让“权”产生“管理”、“命令”的误解。 女权主义背后的思想——也是它的本质——平权主义,很少能被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我经常挂在嘴上。一个高尚的、原本用来给女性带来平等对待的环境和话语权的运动现在能被很容易的武器化,成为一种对男性的反向荡妇羞辱。要我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对男性社会曾经对女性的不尊重的一个响亮的耳光。曾经我们创造了类似“绿茶婊”这样的词语来攻击女性,当这个词语的客观印象形成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将一部分女性推入贬义的群体中。这种行为现在则变成了“渣男”、“妈宝男”、“直男癌”等词语的随意使用。试问一个女孩子,如果听到了对一个男生这样的评语,你有多大的概率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验证这一说法呢?我知道其实这些词语的初衷都是玩笑,后来也能被用来精确描述、批判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或是个体行为,这倒是可接受的。但是现在这些词语的刻板印象已经牢固到不可动摇,一次意外获取了足够关注的使用可能就会使开玩笑的初衷朝事与愿违的方向发展。而这些词语也能够十分方便地被别有用心的人所使用,毕竟制造共同仇恨是一种高效、经济的获取支持者的手段。 女权主义当然需要被鼓励,但是我相信平权思想应该是通过相互的理想与尊重而不是极端扩大两性间的矛盾来传播的。女权主义的胜利对于男性而言也会是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平等、相互尊重的社会从来都不会是坏事。或者我们情愿生活在一个仅仅因为我的第一性征,那么我对中国女权运动提出意见就会被人声讨的社会中?生活在一个因为你是女孩子,那么你就应该摒弃自己的所有追求,以找到你的伴侣、支持你的伴侣、为你的伴侣奉献一生为己任的社会中? 每一个思想、运动、哲学都是需要吸收新的思想来启动它的免疫系统的。有建设性的观点会被吸收,最终成为它的一部分;而无用的观点的输入者也能通过系统的反应来找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我没有任何意向去批判哪一种思想是女性应该信仰的,因为就中国的历史角度来讲,女性有自由选择自己想要信仰的观点已经是一个能足够使我自豪的女权主义的胜利了。《水银骰子》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从生活中萃取了三个剧本并将之扔进了平权主义运动的免疫系统。 我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女权主义在中国是一项非常敏感的话题,稍有不慎便会招来谩骂。但是持续的回避并不能改变这个浪潮需要引导和补充的局面。既然需要有人来为平权做一些尝试,为什么我不能第一个上呢? 于是就有了三个观点。 1. 女权主义应该作用于女性对自己实力不亚于男性有着客观认识的基础上。 2. 女权主义应该让我们所有人去剥夺男性随意对女性进行荡妇羞辱的权利,并非意味着女性群体能够随意对男性进行反向荡妇羞辱。 3. 彻底的平权运动胜利应该通过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得到体现的。任何对两性之间矛盾的刻意激化都会是对女权运动的阻力。

Los Fragmentos del Albaicín 随记

  1. 我曾经开玩笑说安达卢西亚的旗子应该是棕-白-棕,’Why? Cuz everything’s dried out in summer?’安东牛问我。 其实没有啦,因为第一次到安达卢西亚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英国的天气带来了。整整一周阴雨的天空呈现着一种淡淡的棕色,很容易地和西班牙小房子的房顶融为一体;再加上阿尔拜辛区厚重的历史气息-也就是破破烂烂的土棕色,我对山顶上的这个小王国的印象就再也不可动摇了
  2. 从远处看只有墙面与房顶颜色的阿尔拜辛区的每个角落其实都种满了植物。葡萄藤和阿拉伯苦橙的枝条总是从院落的围墙上方伸出;窗台上放满了迷迭香、雏菊和吊兰。虽然没有英国那样多的月季-这一点有点令我失望,但是混合着熏香的味道,这些绿化本身的气息已经足够浓郁了。
  3. 作为官方认定的旅游景点,阿尔拜辛并没有彻头彻尾成为为旅客服务的风景区。任何一条延伸的巷子的拐角尽头都可能是一片宁静。街头艺人的歌声和旅人的嘈杂在墙的那一头,舒适的台阶,游荡的猫和我在这一头。 老太太拿着喷壶从盘满了花的栅栏上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穿越了半个地球坐在她家门前的我。
  4. 溪流里漂浮着承载着过去的碎片,我就像一个绝望的渔夫,拿着破了洞的渔网试图将它们打捞回来,以求在被水浸泡的它们褪色、碎裂之前能够多看两眼。 而在时间是一个大湖而不是向大海流去的溪流的世界,河边的无花果树在身边对我微笑,明晚教堂塔楼里的钟声从电台的重播里传来,我摘下了一朵我的孩子种下的花,路灯里闪烁起了哥伦布在觐见伊莎贝拉女王那天早晨的第一缕光。
  5. 小学的时候我看着最好的朋友坐在对面,一脸焦急地试图克服《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的几个小节,暗暗为自己选了民谣吉他而感到高兴。十几年后去的第一个不是英国的[外面的地方],居然就在这个小山上的王国里见到了隔河相望的阿尔罕布拉宫。我从来不知道阿尔罕布拉宫在哪里,这概率可能就像是用飞镖扎中了地球仪上的一个甲虫那样吧。 现在反倒有些想练西班牙吉他了,而我那过去最好的朋友,早已多年没有联系。 安达卢西亚的气候像极了新疆,只要走在树的阴影里就会感到出了奇的风凉。
  6. 我有路过几家小店,外面随意摆放着木质招牌。小店一般严格遵守着安达卢西亚的建筑特点,从外面走过向里望去除了隐约看到几张凳子之外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一直记得一家外面用阿拉伯语写着菜单的饭店,东西都大约只要三欧元左右,我还能依稀闻到从里面飘来的炖羊肉和面饼的味道。 只是第二次去的时候再也找不到了那家店。仔细想想,第二次去完全就是为了寻找各种东西,带满了十足的目的性。找着找着,就忘记自己原本应该有的悠闲了。
  7. 我们活在这里,1984。 34年过去了,不知道有多人会像我这样停下来,望着石头扶手上的涂鸦想象写下这句话的人的样子。 正是这些有着污渍的墙,饱经风霜的鹅卵石小巷,缺了角的各式各样的门牌构成了阿尔拜辛。这些脏兮兮的破旧的小元素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那些能望见阿尔罕布拉宫的观景台。 有时候保留,比改造更能让扎根于此的人们觉得生活的美好。这道理恐怕是傲慢的施号令者无法理解的。思考驱使着我费尽心思去这大陆的另一边记录这看似与我们的生活都无关的城市的原因,也是我的作品里为你们设计好的互动。 愚蠢,是极少数能不从道德层面降低人修养的特质。
  8. – 涙が出るほど きれいな 青い空 Los Fragmentos del Albaicín 第一部分 开始收尾了 – 第八天的份额断断续续画了一周,因为身体很不好于是也没什么心情去写点什么。今天编号的话其实应该算是第九天,但是没能做完。 – 我花了二十一年才在阴影里看到蓝色,但是安达卢西亚小房子雪白的墙壁上不知道为什么总能倒映出天空的颜色。 被时间度量的自由是最可悲的… 倒数第二天的早上我没有去常去的早餐店,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我买了两个仙人掌的无花果装在口袋里,又买了一杯café con hielo,慢悠悠地绕着阿尔拜辛的山脚往格拉纳达大学的医学文学校区走。那个校区坐落在一座小山上,能俯瞰大半个格拉纳达;最好的观景台也正好是一家很棒的咖啡的前院,我本想去那里吃一顿早餐。 路上大老远的冲过来一只小比特犬,虽然它只有我的前臂那么大,但我记得这种狗的本性被激发的时候攻击性会变得极强。礼拜天的路上也没有别人,它就从街角直勾勾地跑了过来,咧开嘴开心地笑着。冲到我脚踝边的时候一下子就兴奋地跳来跳去,试图来舔我的手;又不停地绕着我转来转去,剪掉了的尾巴徒劳却疯狂地摇动着。它试着和我玩了很久我才看到它的主人——手里拽着一头没有栓住的狗绳,留着极短的络腮胡,秃头,大啤酒肚,及其典型的西班牙大叔——气喘吁吁得从一条小巷里跑过来。 这是我在格拉纳达见过的最开心的小东西,我经常在睡不着的时候想起它,不知是什么能让它这么开心?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行为模式十分机械化,像设定好的程式一样。当我意识到我对多巴胺的追求的抑制已经渐渐失控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又身处一个微妙的平衡点上。一方面可以我知道症结所在,另一方面洪水那样涌来的杂乱想法又很难被人为消音。 那天大学的那家咖啡没有开,我隔着铁门看着不完整的内华达山,使劲想着我是不是在一年前见过这只小狗。难道它只是没有理由得开心到能跨越种族把情绪感染给我? 尔后我从残缺的城墙的那一侧爬上了山,找到了一个能望见大教堂的位置,坐在茉莉花下,把头靠在墙上。西班牙人在夏天喜欢摘下茉莉花,放在白色的碟子上带进家里,他们认为茉莉的香味能够安神、助眠和驱赶其实因为城市排水设施完善已经没有了的蚊子。突然头上有叶子和茉莉花落下来,从里面跳出来一只小朋友。她呼噜噜地跑过来,把头在我手心里和小腿上蹭了两圈,然后卧在了我旁边。 这个小东西也是我经常想起来的一个角色。那一天我就记住了这两张脸。一个是我见过最开心的小狗,一只享受着狭义相对定义、不受时间度量自由的小猫。也像是大部分我的日子,虽然遇到很多人,但最后总是一个人,只能和脑子里的想法和膝盖上的速写本作伴。 抬头看不见蓝色的天空是很难让人体会到自由的。
  9. 我曾经写过一小段散文去嘲笑突然加大的对“匠人精神”对推崇,我说这是废话,什么只有日本人执着的匠人精神,我们文化都是同源,这个应该被叫做“基本的职业道德”。 然后我觉得写这点小随记又花时间又费脑子成本回报不成正比就放弃了,真是给了自己响亮的一记耳光。 就算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读,只要能有人,比如,在下班的时候挤在地铁了摇摇晃晃,看到我写的废话能有一点点开心,我也就应该继续认真写下去。不然这点小事都搞不定做毛线艺术家啊。
  10. 我一直很想去重庆,因为重庆坐落于山上的高楼能给建筑师的灵感很大的想象空间。最早在纠结选建筑还是选艺术的时候其实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一个阶梯状封闭社区的构想,我一直很想看这种建筑能被造出来… 坡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阿尔拜辛就总是在上坡,大部分爬山的路坡度又十分适宜。早上的时候朝着mirador de st Nicolas出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多云的天气。我往往会在云层遮住太阳的时候磨磨蹭蹭,等着在拐过某一个小巷继续向上时突然扑面而来的阳光。然后我这样的动机却比较奇怪。我想要的是强光强迫视觉重新适应来让我仔细观察所有的细节,而不是脑海里有“啊这个是巷子”的概念就通过想象力去补完没观察到的部分。每次被光一闪,我就能看到雪白的墙壁倒映着与阳光一起泄露出来的蓝色的天空,这时眼睛的不适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我在观景台遇到一个大叔,开着他的小福特爬来山顶。他带着墨镜和棒球帽,一副没从叶子里缓过来的样子。他递给我两盒点心,示意我拿一块往下传。按道理这在安全方面没什么说服力的形象居然在那种蓝色的天空下被人全盘接受,我拿了一块之后一群脸上就写满了稳重严谨的德国人也开心地吃起了大爷的点心。过了一会儿,德国游客那边传过来了香烟,Fortuna。然后我脑海里响起了O Fortuna, very Germanic. 大爷踉踉跄跄走回车那边,从后备箱摸出来一个纸杯。他接了旁边饮水池的水,用不利索的英文告诉我这边的水很好,他说他每周都会开车上来喝这里的水,和陌生人分享点心。我开玩笑地跟他说如果这水不能让我像皮聘一样长高那我还是pass好了… 然后他没听懂。 可惜了让我自己笑了一下的冷笑话。 而后挤过了游客来了个赤着上身,扎着脏辫的吉卜赛人,上来就对我,扣尼基哇。我倒一般对认错国籍无所谓,毕竟分清亚洲人对他们来讲确实很难,没必要上纲上线到什么地方。然而这位老兄直接问我要不要叶子,冰和其他会被和谐的毒…这位老兄嗑high了的样子到没让还在我旁边的大爷有任何表示。但是我说不要之后吉卜赛人用西班牙语跟大爷说这边为什么有中国人,他们不应该来这儿,然后摊摊手一脸贱笑的时候大爷倒是用对我来说像rap god一样的正常西班牙语语速把他轰走了。 我偶尔会想起这个大爷,好奇他保持了多少年这个开车上来喝水的习惯。 偶尔啊,我觉得,在这种地方,哪怕是谁家没晒牢的草莓图案小裤衩被风拍到你脸上,你都很难生气。 哪怕作为一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外国人,也可以对这片土地爱得不比别人少。

​​       通常,如果是在白天,敞开了的大门外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也凑巧被屋里围坐着打麻将打牌的诸暨人看到了,家里的女主人必定“噔”地耸起来,扯开嗓子喊道:

“某某!”

“哎!”

“固来阿凳嗦歇阿!”

       如果没有拒绝,外头那位通常身着搭配着皮鞋的军绿色裤子,刚下完了田的亲戚就该咧开嘴,为自己刚刚被赐予的接受或是拒绝的权利感到如释重负了。诸暨人笑起来少有像一些水边的浙江人,会露出一片红红的牙龈,他们会显出深深的眼角纹和被山里冰冷的泉水洗得黑亮的皮肤衬托出的一口白牙。而牙缝里却通常是黑的,那是小店里两块钱一包的廉价香烟留下的痕迹。

      此时牌桌上输得最惨却因为虚荣心还得硬着头皮继续玩的那位一定窜起来,一口一个“您请您请”地拉开自己的凳子。

       而若是在晌午,那么打招呼则会变为“点心饭切固没”。如果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那么客厅里所有的人都会不约而同乱糟糟地嚷嚷起来。

      “我们几时杀了盘里的这只鸭“啊、“这笋是他大舅刚刚去山上噶来的”啊,此类话语不绝于耳,还总会有人一同跟着站起来,作势把人往里面请。倘若行人已经吃过中饭(那这位也是要走进来的),大家便齐齐坐下,但是离门最近的那位通常会把不情愿悄悄收好,然后哼哼唧唧地站起来去取来酒水;如果行人接受了邀请,那么诸暨人也不会去额外准备几道新菜,一般只是把上顿剩下的荤食拿来热了。我也曾以为这是一种小气的表现,然而主人脸上的热情却并不赞成我这种猜测。嗜肉的诸暨人用猪油作引的肉食往往在多次反复的焖蒸中愈发好吃;山中饭桌必有的野菜也需要多次处理才能散发出它原本淳朴的香味儿。反倒是我长大的这个地方,屋里的人总是一脸期盼地等待一句“已经吃过”,然后丝毫不拖泥带水地坐回去,将目光重新聚集在了餐桌上,将过路人甩在一边。

      如果您和屋中的这家人较熟,那么有趣的事情在饭后就要发生了。比起山外口头大于行动的汉族光荣传统上,诸暨人更喜欢将吹牛逼的行为用切身实际的动作体现出来。也不像是某些小气的人喜欢将快过期的东西拿出来送人,诸暨人更偏向于赠送在席间或其前后享用过的东西。时而是茶叶,时而是坚果。如果您夸奖了什么东西,除非卡车就停在门口,否则猪牛羊肉绝对不是以重量单位来计算赠送的,当然路上的饲料我们一般不管。我见过最客气的是夸了一句米好吃,女主人转身就进厨房将米桶里近十斤的米袋子一口气拎了出来,麻溜地打了个结,然后掼在门口的阿凳上。

      我就偶尔琢磨着,如果诸暨人也和绍兴人一样女儿出生的时候埋一坛女儿红在后院,那一定是亏大发的。但凡遇上门当户对的一家朋友,对方开玩笑地来一句把女儿嫁给他们,倘若自家都没什么反对,那铁定还得赔上一坛酒。

在我父亲接受”正确地使用手机上网是不会在十分钟之内将你的话费余额腰斩“这一观点之前,我是一直不知道老家人口中的”阿公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一是我确实没法学会吴语下属的任何方言,以至于有时候连理解其中的意思也十分困难;二是这种小野果子并没有在城里的超市贩卖,于是我从来没在标价牌上见到其比较官方一点的名字。 代名词往往阐述的是一种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的描述与细节。但是到我父亲在去北方上大学之前都是用诸暨话理解事物,那么阿公公想必是他思维里的此种野果的代词。而为了在我小时候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他又想出了用“野草莓”来指代这种小果子。于是“野草莓”这个词成为了我脑中阿公公的概念,这种变化给我未来无数日子里的搜索带来了数不清次数的一无所获。 除了这种相对硕大、多汁且甘甜的浆果之外,我从小还记住了我们叫做“覆盆子”的小树莓和叫作“奶油野草莓”的覆盆子。等我真正搞清这两者的区别已经是我21岁的尾声了。 不过这个故事讲回来,我父亲之前在一个雷雨天的下午,“冒死”在电脑上搜索过了野草莓的学名。在我妈叨叨嚷嚷打雷的时候用电器和上网有多危险,和我爸在此使出浑身解数解释了避雷针的概念之后,我爸倒还是完成了这大海捞针的过程。 但这已经是快十年前的事情,我早就忘记了这种小浆果叫什么。我觉得这次可能就轮到我去做一些微小的工作了。 近几年回老家的时候,盘山公路的建设和升级带来了无数的城里人。他们反倒是像土包子一样,背着佳能尼康的长枪短炮,在山上东张西望,为了看到一只蚱蜢从草丛里跳起来而欢欣鼓舞。我确实很容易忘记自己在城里长大,或许虽然理解不了当地的语言,山里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归属感的吧。 城里人的车队总是浩浩荡荡地从路上开过去了,打开的后排车窗里露出来一堆叠在一起的小孩子因为兴奋而涨红的脸。一般被没收了手机的他们总是指着窗外大呼小叫地试图发现新鲜事物,而在一堆绿色里面最显眼的就是红彤彤的阿公公了。这种低矮的灌木很容易被小孩子摘到,它们不如其他野果多的尖刺也进一步轻松了这其中的过程。但是这群笨蛋总是在尘土飞扬、或许还堆弃了牛粪的路边去采摘最脏的野草莓,而也有人会直接将这种美味的浆果叫作蛇莓而不敢去摸。那么我就很好奇他们会管蛇莓叫做什么了。 我妈有超能力,她能用惊人的效率使人扫兴。当一天汗流浃背的对野草莓的搜寻一无所获地结束了之后,我有抱怨这下又要等上一年了。话音刚刚落下,也许也并没彻底落下,顶多也就是刚掉到桌面上那种时间间隔,我妈就在微信群里转发了有人吃到染了农药的阿公公进了急诊的事情了。这微妙的时间点让我都没法直接去蔑视这种缺少时间人物地点写作三要素必要的细节的消息的真实性了。确实有野草莓会沾上农药,但是沾上了农药的野果子在外表上会有显著的变化,而这些果子肯定也是出现在最需要的农药的地方。所以到底谁能在商业景点里找到农田并跑到田埂上去摘野果子呢? 我很喜欢那种百科全书植物图鉴风格的插画,这也是这本小册子的另一半主题所在。其他的地方为了严谨不予阐述,但是在晓居村以上的山上怎样找到野草莓和其他美味的小野果,并且找到那些没有受过污染可以食用的小果子,我就姑且当它为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来我是想等我做完了野草莓果酱将这种稀罕的味道保存下来之后再来阐述这其中的奥秘,但是今年采摘野草莓的时机上的失败让想要完成这件事的话需要额外再等一年。虽然我平时在画画和设计上拖拖拉拉,这种事情也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始,但是既然有了念头去做,那么就去做吧。我总是将晓居和凤眼村描述为”正在死亡的村庄“,那么我觉得在村子里的有生力量彻底变成我这种需要用调侃的音调念出来的”城里人“之前,完成这件事情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也许等我到了中年,就再也没人知道这种野果曾经让我夜不能寐的美好的味道了,也许也再也没人想过,这种走出大山的笨蛋城里人能够生存,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祖先在饥荒的要紧关头,通过这种小野果充了饥呢。

你知道吗,英国的大街上,行走着的都是死人。每天,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一个特定的地点——看啊,昨天一样的人带着昨日一模一样的神色和你擦肩而过,这是一种多么有趣的光景啊!灰白色的人群中,偶尔走过来一个稍许不同的人。色彩的晕染慢慢从这人灰白的固有色里浮现出来,沉沉的死气开始有些不情愿的扭转,那便是要和我打招呼了。我也觉得这好生麻烦,比起无法躲避的社交互动我倒是很享受和死人分享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 英国人死板冷淡的社交方式很适合我,一些固定而没有诚意的礼貌用词,几个不断重复的句子,基于这些的互动足以完成我的日常必需——咖啡。如果我没有心情出门,只要有信用卡和网络,什么都是可以在床上完成的。于是,在一片灰白色中,我闻着那种老房子里暖气特有的味道沉沉睡去。 中国人都是活的。我已适应和喜爱的冷淡明显开始不适合我。我需要和所有人打招呼,我要试着记忆所有人的称呼。任何僵硬的微笑都需要一段宝贵时间的判断,来分析此时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表情,或是板式化的微笑是不是不合时宜。任何和我交流的人都用一种怜悯的,透露着指导性的眼光打量着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节。以同样的特点,他们的每一句寒暄在打探你内心想法都可以变得复杂、跳跃。而当你彻底将自己像一本书般摊开,想要分享你的内心时他们便像嗅到了食物味道的猎犬一样蹦蹦跳跳地跑开了。慢慢的,我逃去了他们的对立面,于是我经常感觉自己像是一块吸了水的海绵,在暴晒下变成一团苍白的、毫无生气的残骸。 我想念那种纯粹的安静。我想念生活的节拍是海鸥拖着长音的嘶叫和自己的呼吸。 比起寒暄,我一直很想做的是回去老家上坟。上一次在廉价烟火呛人的硫化物气味里望着漆黑的纸钱屑飘落在作了贡品的冷饭上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总是很疑惑和盛了冷饭的碗装在同一个竹筐里的剩下的几碗菜的味道。我总是好奇姑姑是不是会把中午的红烧肉捡出来,放到贡品的碗里,结束了之后它们会像贡果一样被吃掉还是会被再次倒回大盆里呢,这一直是一个我想了解透彻但是却不大提得起兴趣的课题。老家的坟对我来说有一种无比的吸引力,当那座水泥筑造的,浅浅的坟莹空着三个墓穴的时候,我很疑惑以后谁会去填满这些空间。小时候懵懂的我回头望望父亲,再看看自己,然后打量着一张张冻得通红却依然看不出表情的脸,心想这是不是也要凭先来后到。有的墓穴里散落着半块的砖头,烧过一半的竹节和积了灰的扫帚,我也会好奇这些杂物是否也会随着未来墓穴的主人一起下葬。想着想着,墓穴就一个个被填满了。太公、太婆,和我素未谋面的奶奶。我转过身,这宛冰冷的坟对着进村的盘山公路。偶尔我能想象出家里人的车开上来的样子,就好像我看到它们开上来了一样。 我对逝者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兴趣。每一个人都是一段长到无法描述的故事,如果能和逝者交流,哪能得到多少故事啊!我很想一个人慢慢走着泥泞的山路到那座坟的位置,像我每天都在脑海里和自己的交流一样,在想象中和逝去的人说话。他们跟我讲很多山里的事情,我告诉他们很多这大陆另一个尽头的见闻。他们会惊讶于海边悬崖上竟有开满鲜花的草地,我也会惊讶于花生、土豆和芋艿在田里有着它们被安排的位置。光是想想这种希望,就足以让人的脸上现出笑容。 我对奶奶的印象仅仅是一张黑白照片。我没法对她本人进行描述因为我并没有和她交流的机会,也许就算哪一天梦到我也很难知道是谁。但是在我的想象里她可能是一个身材小小的老太太,头发应该是浙江那种常见的女士短发。奶奶去世的时候应该不能说是老年,但我总觉得我都这么大了她现在也应该老了,恐怕这就是我经常将她想象成一位小老太太的原因。以前她可能会兴奋于我们的拜访,但是随着老屋的废弃和晚辈的离巢她可能也会疑惑于减少的探望她的频率。她穿着一身浅灰色和淡紫色的粗布衣物,立在我转身的位置。村口高起的一块地一直种着不知是谁家的红薯和萝卜,田埂边的覆盆子丛里有一棵高高的树,树冠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霜。她看着车开上来,面上浮起一个老人特有的,有点憨憨的笑容。然后她等啊等,车终于回来了,歪歪扭扭地拐过几个小弯,又开了下去。 逝者什么都没有,但是逝者拥有的无限的时间给了他们无限的耐心。哪怕如此,不知是否存在的落寞恐怕也是无法被乐观所抵消的吧。老人的笑容变淡了许许,虽然到下次车开上来的时候仿佛只过去了一瞚。 这是一座在死亡的村子。每年回家,无数我记忆中的面孔都不曾见到。我不敢想他们是碰巧不在还是再也不在。不过不管是哪样,见不到人反到让我有一丝复杂的庆幸。因为见到了就会不由地猜测下一年能不能见到已经皱巴巴了的干瘪的老人,这种基于想象的思考的任何发展方向都是一种心理上的煎熬。晓居和无数的中国乡村一样,年轻人的流失使得它们慢慢丧失活力。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大多数的门再也不会打开,窗户也会紧紧闭上,后部再用横过来的竹条固定一遍。不耕作就会荒芜的山间隐藏的田地也会变得贫瘠。山里雾天特有的浓重的水气里再也不会混着蒸熟的火腿和笋干的味道了。已经很少看到人在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从一家走到另一家,随便攀谈几句实则为了满足关于别人桌上饭菜口味的好奇心。也很少看到充满活力的小孩子,在宽松的棉大衣里挣扎,一手提着火囱一手拿着廉价的小零食了。人嘛,总是会慢慢逝去的。村子嘛,迟早也就只会是自己脑海里水气般的记忆了吧。 山里冰冷的水雾是没有味道的。而一座在肆意凋零的村庄也是很难产出生命的味道的。剖开的竹子、散落的柴火、随意翻晒的菜干甚至从田里慢慢踱过去的黄牛排泄的牛粪的味道,都可以作为这一片有活物的证据。然而在水雾的能见度里,偶尔能听到的几声鸟鸣时常让我怀疑这生机的真实性。我有时觉得这可能是坍塌的小庙里被人遗忘的褪了色的菩萨在无聊时的消遣。它们所喜爱的肃穆在死寂的气氛里,原本是可以让最小的生物都能肃然起敬了的。不遇到人,也好。因为哪怕是遇到了,我也很难听懂他们的土语。偶尔从我身边跑过去一只看家的大狗,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带着很不相称的闲庭信步般的脚步节奏回应着我看不见的地方主人让我回家的呼哨。 我没见到老房子旁边每年都很热情的一位老太太,问起她在不在的时候我没听清父亲的回答。但是我选择不去回应。这一次是紧闭了的门,也许上一次就是最后一次通过这扇门看到里面的陈设了呢。该看到的也都看过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永远不用听到是或否的回答。比起不确定的现实,思考才是需要逃避的东西。 看似一成不变的山也是会有物件显得突兀的。总是会有一棵高大的枫树伫立在路的分叉口、村的进出口和能远远望见的高处。薄霜凝结的时候它们满身漂亮的红叶哪怕是有强风吹过也不会掉落一片。那些叶子总是挑选一些不为人知的时机自己落下——特别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没有风,没有人的注视,没有声音,那叶子就自己飘落下来了。而用手试着扯扯仍然生长在枝条上的叶子时它们又无比牢靠,看不出丝毫要落下的痕迹。而当你一转身,正要走远时,它就又会无声无息地落下一片,显得高僧那般琢磨不透。这也许是一种弄虚做幻,但人却总是对理解不了的东西保持敬畏。 “等到再过几个礼拜,那些树就全部红了。那个时候是真的好看,这枫树。这就是三角枫嘛。”父亲开车下山的时候从前排跟我说,“你要不要下去拍张照?” “啊,不用了。”我拨弄这相机的转盘,“刚才拿运动模式取了景的,足够了,应该能够我画一个月的……” “过几个礼拜我们再上来。那个时候啊,满山都是红色的……” 我从没见过村口的三角枫叶子全红了的样子。如果不是那天父亲跟我说起这些树,前面二十年我根本不曾想过哪些高大的树会变红。对我来说,它们如同坟里的人一样,就是山的本身。但只是一个瞬间,当你知道这些树存在的时候,它们就突然间在那里了。灰色的电线杆拖着一条条的缆索从地势较低的那半个村子,沿着盘山公路铺设到了村前的高地上。电线杆的尽头,是一棵高大的三角枫。它的叶子全是绿色的。 我所记得的红叶那还是在我按道理不应该有记忆的年纪,被妈妈抱着,努力用手去够着外婆家马路边樟树的红叶的时候。樟树的红叶,可不用等到冬天。 小老太太兴奋地望着村口那棵三角枫慢慢变得通红,她想起来很多年前告诉过自己的儿子,到了冬天,那个时候啊,满山都是红的。​​​​

澳白 Flat White

等到时间足够晚了,混混们也在酒吧打过架了,机车党也在Lewes Road撒过野了,穿着网袜和迷你裙的女孩子们也醉熏熏地从夜店回来了,街上总会响起救护车的呼啸。这一般就是我把注意力从反复播放的《EVA》里抽回来,开始机械地在纸上涂涂抹抹的时候。 等到天色有些转亮,蜗牛开始沿着落地窗向上爬的时候,顶楼的室友也会准时发出在床上翻身的吱呀声。而等到这些人为的噪音的到达我底层房间的传达无法避免的时候,倦意会将我狠狠摔在床上。我随意捡起被子的一个角,胡乱盖在身上。 在白天入睡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掩盖我不想和任何人交流的问题。 窗外飘来那种南方特有的长时间的阴冷潮湿孕育的缓慢腐烂的味道。塑料雨棚发出的恼人的声音像极了我没法回避的交谈,让人感动烦躁。有时我会以这种思考消遣:因为起床听到的第一种声音而觉得急躁,这是我自身耐性的缺陷还是一种对纯粹安静的怀念?大风天的时候,本没有鸟鸣,只应该有树梢细枝被挂断的细嗦声和雨滴落在土壤上的扑扑声。没倒好时差的时候的疲倦不同于熬夜工作,这是一种亢奋的大脑对精疲力尽的身体感到的无能为力。但是既然约定好了时间,那就不能迟到。 虽然周遭的建筑物显得高大,但是阳光还是能打到我位于一层的宾馆房间。天气已经开始回暖,比起街头结满了果实的橘子树和空气中生机,拉丁人的热情和顺着街道刮来的风里混合着的Tapas的味道才显出命的真实。我转过身,把拖住我裤脚的衣服堆踢到一边。然后一把拉开了房间门。 我推开了旅店的大门。躲藏在柜台后面沙发椅上的旅店老板探出头。 “Have a lovely day you two!” “Good day to you too!” “Thank you!” 有着玻璃窗的老旧木门发出咣当一声。西部罕见的好天气让圣迈克尔山显得近在咫尺。 一段时间之后,住在楼上的信哥,也是我初来英国时就结下的好友,发现了这一端倪。有一天,在他的早晨——也就是差不多下午一点的时候,这哥们儿咚咚咚跑下楼来把我从床上晃醒,硬生生塞给我一杯咖啡。我没睡醒的迟缓反应刚刚注意到这是一杯拿铁的时候,他已经跑回了楼上。 第二天早上,快到睡点的我想起了这杯白来的咖啡,涌起一阵过意不去的感觉。我披上大衣,拿上几个硬币走去了门口的咖啡店。 我望着从天花板写到地板的菜单,手足无措。心想哥们儿也是一片好心不想看我继续沉沦下去,或是也许他真的很想玩一下我放在他房间的电视游戏机,于是我点了两杯菜单中最贵的Flat White。我端着两杯咖啡跑回家,也硬生生地把他从床上弄醒。让你叫我起床。畜牲。然后在他电脑椅上得意地翘着二郎腿的我看着睡眼惺忪的他结结巴巴地说谢谢,同时喝了一口手里的咖啡。嘿,真鸡儿好喝。 我抬头看着杂七杂八的包子,回想着当年一块一个的鲜肉包是多好吃。“侬要买嗖西?”操作台后面的大妈交叉着双臂用喊的声音,和在句末拖长的不耐烦对我抛出一个问题。如果这句话有足够的硬度和质量,这种语气足以让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然后照着原来的方向用力丢回去。我转身就走。 起得足够早,那就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上学路上停下来享受一顿早餐。 “你知道厕所的西班牙语怎么说吗?”Eva拨弄着她的珍珠耳环,斜着抬起一侧的脸望着我。 “嗯……Estolieto?” “不理你!”她摆出撅起嘴的一个小孩子的表情,像是济南的冬天。 很可惜,舒庆春先生描写的风景在我看来已经显得没有那么吸引人。但是“这世上真话本就不多,一位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段对白。”,我无比同意。虽说结合情境这话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但是又有哪篇文章不是围绕着一句灵光一闪发现的句子扩充而来的呢? 两份Tapas,两杯咖啡。 我低头看看这杯简单的褐色液体,仿佛就是随手从价值不菲的咖啡机里挤出来的液体,倒上一点牛奶,然后随便在边上放上不锈钢勺子就端上来的饮品。“额……这是什么?”“咖啡呀。”Eva端起她的那份,简单地抿了一口,然后撒了许糖进去。 我想起英国要半晒才能送上来的Flat White,叹了口气。Tapas看起来也只是水平切成两半的三明治。 从我们的旅店到圣迈克尔山前的栈道,要走上快两个小时。我牵着这个小不点,看她用已经有点脱胶的平底鞋把长相丑陋的小石子踢到沙滩上,然后捡起来面相端正的石头塞进我的口袋里。只要一会儿就变成她控制着我的方向了。她拽着我从石子路上跑到沙滩上,再攀着嶙峋的大石头爬到石子路边上齐膝高的草地上。时而有外壳已经坑坑洼洼的上了年头的火车从这国家铁路的一个尽头启程,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随着铁路铺设向了另一个方向,我们能够行走的路被拓宽了许多。我能望见惊人的景深里这条两小时长的石子路上有一座挂着白底黑十字的小房子,孤零零地在北海的海风里被太阳镀起淡黄色。 “恐怕我们要在Marazion吃中饭了哦小不点,没问题吗?” “好呀好呀!锵锵——!”小王抚平她粉色的裙子,然后用一个踢脚为它再增加一个新的褶皱。 两镑七的咖啡和我恶作剧般报复的成功彻底把我从自暴自弃里拉了出来。接下来的每天早上(是真的早上),我们都坐在咖啡店的后院,抽着骆驼香烟等着两杯Flat White被送上来。小小的院子里停着一辆已经坏掉的电动三轮车。三轮车的后座被改装成了一张桌子。桌面上放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陶土盆,里面有一根被葡萄和草莓当作了支架的已经死去的粗壮树干。覆盖了整个头顶的透明雨棚上挂着垂着长长枝条的蝴蝶花和不知名的藤蔓。布赖顿讨人嫌弃的海鸥在雨棚上踩来踩去,橘黄色的脚掌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时而有一只海鸥踩到你头上的位置,突然身体就随着一次抽搐僵直了。然后它屁股一撅,一捧排泄物发出啪的一声。它低头疑惑地看看这不能理解的透明障碍物,呀呀叫着去追赶旁边的鸽子了。当烟草燃烧到滤嘴的位置的时候,上早班的拉脱维亚姑娘也差不多端着咖啡上来了。她带着那种东欧人特有的热情和自己年纪的害羞礼貌地和我们打招呼,有时挑选一两个话题简短地闲聊两句。几周之后,我杯子里的拉花变成了爱心,而信哥杯子里的仍然是一棵小草。我经常拿这事嘲笑他,然而一个感情状况不明的姑娘漂亮的拉花并不能给我的咖啡钱打一个折。这种悠闲又美好的日子持续到了信哥女友Snow回到英国为止。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胆子在清晨推开睡着女生的房间的门,更不用说叫醒一个有起床气的西北妹子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去喝咖啡的时间就变成了傍晚,于是见到那位有着漂亮银色长发的拉脱维亚姑娘也变成了偶尔。但是抽着烟等待咖啡的时间却并没有这变化增多一点遗憾。 十一路车还是向往常一样,车载电视广告的声音比起发动机才叫震耳欲聋。我倒是很无所谓,对比耳机里的El Mismo Sol和外面阴雨的天也是一种我平时用来消遣的思考,足以帮我屏蔽掉我厌恶的噪音。当然,降噪耳机也帮了很大的忙。今天约好的朋友也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我开始回想以前和她的交谈。 “Sharon?” “现在改叫Snowing了哦!” “看来你就是在不断贴近自己的名字啊。” 没错吧,没错。 很有意思,有的时候生活就是由一连串的巧合组合而成。而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最喜欢做的也是在这个地方寻找我熟悉的影子。 我才开始诧异于tapas的美味和这餐早饭惊人低廉的价格。但是这杯咖啡我实在不好评价。在我的世界里这恐怕就比Espresso Italiano多了一个步骤。 Eva拉着我在西班牙的街道上快速穿行。两个个子小小的中国人很容易地在各种高大的西欧人和墙之间的空间里,胳膊下甚至两个并排行走的人中间的缝隙灵巧地钻向我们要去的方向。 文学课所在的校区隐藏在一条宽敞的商业步行街之中。我打量着周围的店铺,思考在Eva上课的时候应该去哪里消磨时间。恐怕还是只有咖啡店了吧。 约莫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走到了那个孤零零的小房子旁边。它像极了乡下那种刚刚造完的毛坯房,连同墙和地板仍覆盖着灰白的水泥。唯一装修过的地方只有正对着海滩的窗口,朝着窗口望去才发现这是一家小小的咖啡店。唯一的店员留着光头和大胡子,正冲着牵着手的我们笑着露出他雪白的牙齿。 “冷吗?要不要喝热饮?”我问Eva, 店员把双手交叉到腰部,低下头微笑着打量我们,仿佛也想加入到这场他听不懂的谈话中。 “嗯……不用啦,你喝吧。”拒绝的同时Eva踮起脚,把半个身子附在窗台上更加仔细地阅读起黑板上的菜单来。 按照习惯,我只喝Flat White。过去一年,除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偶尔会点奶味儿稍微重一点的Latte,Flat White从未从我的日常中缺席过。我还没有意识到现在的自己面对着贪婪奢求了好几年的风景,牵着一个这样好看的姑娘,喝着我最喜欢的咖啡。像一首熟悉的歌一样,固定的比例调制出来的一样的味道能很容易地把无数个自己喝着咖啡时的记忆连接在一起。无数个我应该也不曾想到现在我所经历着的美好的光景。 小咖啡店的侧面开了一个小门,上面挂满了冲浪板和游泳衣。侧门旁的沙地上放了几张桌子与长椅,面向四周的打量并没有让我注意到有其他人。沙滩,城堡,孤零零的咖啡屋等待着不知何时会来的客人,高草地在风吹下用和海浪一样的节奏甩去荆棘上的黑色野莓。我有疑惑是否店员的微笑会在这种静谧的气氛中保持整天。也许店主也在念想着一辈子都不会去的麦加,等待着伙伴擦拭盛薄荷茶的玻璃器具?好天气里变得干燥的海风吹动了粉红色的裙摆。信哥、Snow和拉脱维亚的姑娘从纸杯里望着我报以灿烂的笑容。屋顶上白底黑十字的海鸥翅膀翻飞着纺织品的声音。 到了七月,我们搬家了。家门口更近的咖啡店、学校咖啡店低廉的价格和繁重的学业让我们越来越少花上二十分钟走去那家咖啡店。当有一天我有时间在上学的路上走过马路再去点一杯Flat White的时候,拉脱维亚姑娘已经不在这家店了。新来的一个黑人姑娘在胡子拉碴的大叔店主的指导下手忙脚乱地把蒸汽喷嘴杵进了刚刚过滤出来的咖啡里。而学校的咖啡厅在我们光顾了几次之后将鲜奶抛弃转用了植物奶。 这下我常去的咖啡店彻底固定到了离家近的那一家。可惜这一家没有好吃的柠檬蛋糕来配合Flat White中杂糅着苦的奶味儿。有时如果一整天的忙碌并没有给我们喝咖啡的空隙,我跟信哥在晚上九点还要穿上最厚的大衣冲去公交车站,坐车赶去市中心十点才关门的星巴克喝上一杯咖啡。我们在店里望着门口坐着的成群结队的中东人划着手机吸着烟,有时他们中也传来一点叶子的味道。虽说都是快餐化的咖啡店,当地六点半关门的Costa做的Flat White比起星巴克要更浓更苦,但是没有选择的时候就没有挑剔的权利,我们也只能在横冲直撞的25路车里努力拿着大杯,不让里面的咖啡洒到自己腿上。 有的时候我们去晚了,星巴克的店员已经锁上了大门,就只好走一点路去Burger King喝最次的咖啡。但是去Burger King的话我们就可以买一两份小鸡块贿赂嘴上说着“不吃不吃”的Snow,这样她就会少几句我们天黑透了还要出门的抱怨,反倒是还显得有些开心。 最后一口咖啡永远要留在家里喝。坐在我靠窗的、谁来我都不让的沙发上看着Snow把抱怨的任务交给Cecilia,后者用她极富穿透力的嗓音使劲逗着信哥。总是留着一条缝的窗户里飘进来南方的雨,我望着给我带来无以伦比满足感的伙伴,努力记忆着此时的每一个小细节。经历越少的人的要求越少,我有时会这样想。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些极致的美好的瞬间,就不会因为怀旧而在生活沉闷的时候感到压抑吧。不可逆的时间把远远过去的英国和它Flat White的美好变成一种来自于一条只有一个方向的路突然沿着蜘蛛网一般的胡乱扩散带来的揪心。 屏幕亮了一下,朋友联系我说,有人能帮我翻译西班牙语资料。 我低头读着她的资料,Eva。 信哥房间的门门声一关,将信哥球鞋里散发着的恋爱的酸臭味儿挡在了里面。Cecilia在门口掂一下脚高声说了一句晚安,房间里的Snow含含糊糊地嘟哝回应着。 “这家店的话,在手机上看到评分很高哦!” “是吗……”我将信将疑地望着她的脸,和端上来的Flat White。我发现除了星巴克夸张的馥茵白、最简单的白咖、和很字面的平白之外,Flat White也能被翻译成澳白。到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澳洲人发明的咖啡喝法,也是没想到嘴特别刁总是嫌这家不好喝那家不正宗的我居然完全不了解这款咖啡的历史。我有点不屑地看着在英国永远被装在白色瓷杯里的Flat White被装在了玻璃杯里,心想恐怕这也不会很地道。直到味蕾在奶泡里找到了温热的咖啡,再次感受到嘬咖啡时熟悉的味道和触感时,无数的过去再次重新涌了上来。那种回不去的经历混合着咖啡豆的苦味儿一点一点在脑海里重演。 再阴冷的冬天,有咖啡香味和蒸汽的室内总是会变得舒适。 玻璃门被氤上一层雾气,BK Espresso的标志在墙上倒映着白色的背景光。 Brighton陪我度过低谷期的《EVA》,在伊比利亚认真认识了Eva。小时候看朋友练了无数遍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中的宫殿正巧坐落于Eva的城市,而Eva的生日又和Snow一模一样,两人性格上的相似倒是让我从信哥身上汲取改进了不少相处之道。 不过毕竟只要一欧元,那你还能期望什么复杂的花样吗,我心想。但是当我坐在柜台前,手里捧着一束玫瑰望着阿尔罕布拉宫。虽然不是Flat White,但是磨合之后也会慢慢变得惊异的好喝。不过也就是我所写的这杯咖啡,把我的白衬衫袖子染上了洗不掉的淡黄色。 拉丁人的对于一个穿着风衣衬衫,仔细梳了头发还手捧玫瑰的男生的直觉总是很准。咖啡师并没有责备我把饮品撒了一柜台,反倒是用她很不熟练的英语和一脸的坏笑问道, “Is she pretty?” “Mucho.” “Wow blahblahblahblah(此时讲起了西班牙语)……” “……Sorry actually I don’t speak Spanish……” “……Okay……” 我赶紧付了钱,也留下一朵玫瑰表示歉意,逃出了店门。店门的斜对面正好有一条通往另一个街区的小巷,这就构成了一个完美、足以让我躲藏的转角。这个转角一侧是快放学的Eva正在上课的校区,一面是一家果蔬店。我从转角探出头偷偷观察Eva是不是要放学了要出来了。在没看到Eva出来的迹象的时候,身后的噪音让我回了一下头,我才发现咖啡师和所有店员都已站在店门口对我指指点点地聊天。看到我望向他们的时候,咖啡师拉着带着坐在露天里的一群顾客杂乱地鼓起了掌,竖大拇指和吹口哨。坐着的一位阿姨用英语对我喊道: “Go get her!” 天哪,懒散的南部人真是可爱。我有点好奇换作意大利人的话是不是会为我放起烟火。 望着圣迈克尔山,我喝完了最后一口带有布莱顿味道的Flat White。石板栈道的两边总是站满了等待着完全退潮的人群,以求能早些通行。我跟小Eva说,我们不第一个过去不就白来了么。还好她是一个个儿小小的女孩子,我都不用她的允许就能把她横抱起来。海浪不停地将细碎的海草拍在我靴子的表面上,对面嘈杂的人群突然默契地安静了下来,一种这种时刻才会出现的尴尬的沉默弥漫在空气里。等我抱着她彻底走到了栈道没有水那一侧,有点忐忑地等待着人群的反应的时候,人堆里传出几声那种欢呼般的口哨声,伴随着所有人脸上挂起的微笑,我隐约又看到那群可爱的西班牙人在街对面对我招手的样子。站在圣迈克尔山这一侧的一个牵着男朋友的亚洲姑娘用她磕磕绊绊的英语跟我开玩笑:“How…how much?”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pay?”我笑着答她,同时对着人群简单地点了一下头,在游客的言笑中牵起Eva走向了圣山的码头。 信哥回台湾了,我和哭肿了眼睛的Snow在机场的Costa和他喝了最后一次我们三个人的咖啡。也有我们所喜爱的柠檬蛋糕。 于是家里再也没了Cecilia和信哥斗嘴时的嘈杂,只有我们在饭桌上讲起他时脸上那种怀旧的消遣的笑容。后来,Snow也回国了。再后来,我和Cecilia点了最后一次外卖,搬去了不同的地方。 此后的几个月,我一直去离家比较近的那家店喝Flat White。突然有一天,新来了一位咖啡师。我看着在孤单的Marazion的海滩上唯一的咖啡师努力在嘈杂的交谈声中和我问侯“You alright mate?”,然而不同的是他的身材比较瘦削,有着重重的南方口音。他也打着耳钉,虽然是光头但是留着山羊胡子。 当我要离开英国的那一天,我又回去那家有漂亮院子的咖啡店点了一次Flat White。我在桌上留下了一幅玫瑰,上面写满了祝福的话。Eva第一次来英国的第一顿早饭我带她来的也是这里,Flat White加上柠檬蛋糕。想着这些,我又捏了捏花盆里青色的草莓,按照我的习惯把喝完的杯子带回了柜台,然后拎起自己的行李坐上了前去机场的班车。 “不管今天会发生什么,总是要卷好裤脚,梳好头发,用上得体的香水。远远过去的英国和它的Flat White在我身体深处散发着热量,支撑着我每天放下多余的思考,说一句去他妈的,然后喝着熟悉的味道再专注于手头的事情。”,我合上速写本,在引擎的轰鸣声中闭上眼睛。 马上在街上走着的我恐怕除了发型和所有人并不会有什么区别。没有人会知道也不会想知道为我发生的那些故事。单看面相,在我疲倦万分的时候递上来一杯咖啡的信哥,说天黑时候我和信哥出门买咖啡有病的Snow,和他们道晚安的Cecilia,在安达卢西亚阳光里往咖啡里搅着糖的Eva,布赖顿的雨,康沃尔的风,是不会从我的面上浮现出来的。 尾声 拉脱维亚的姑娘站在穿着黑色的衣服的咖啡师身边看着她熟练地操作着咖啡机,镜框大小的冲浪板挂在墙上,圣迈克尔山的海风吹倒了花盆里的植物。草莓和葡萄爬满了桌角。我哥和我在柜台前聊着设计上遇到的新鲜事,为了一杯熟悉味道的Flat White我们也情愿横穿半座城市。 “这家隐藏在居民区里的小小的咖啡店!”。我回头望着桌边坐着的从圣山回来的西班牙人,他们的幻影一如既往地对我露出拉丁人特有的灿烂的笑面。

词与梦

初中的时候课本里被安插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按照常理而言,如此一篇被人奉为经典的文章必定需要所有人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然而我却觉得很无趣。小学搬家的时候我已翻阅过《鲁迅全集》,除了书信部分让我觉得亢长无聊且在研究他人私人通信这一不礼貌的做法上让我感到抗拒之外,其他的文章早已翻读过一遍。该唏嘘的已唏嘘完了,该感概的也早已感慨过了。我并不介意会被一些迂腐的前辈说自己只是抱着玩的态度,并没有认真对待,无论理解鲁迅所著的文章。一千个读者眼里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想我也该享有对自己的鲁迅保留一些拙见的权利。 说实话我并不会把作家奉为创造经典的神明,毕竟再好的文章也只是思想凑巧遇到了精妙的文笔和契合的社会现状,我敢肯定比鲁迅出色的思想家大有人在,也许只是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思想大潮中,也许也只是因为并不识得读写。我并没有否认鲁迅的伟大之处,他文中最出彩的讽刺国人道德的句子放到今天依然能够给我这样思想偏激的学生一种咬牙切齿的快感,我只是想说,如果要学习一位作家的文字,仅仅按照庙堂之上的某些大人安排好的剧本而走,那可就太可悲了。 上初中之后我并没有认真研习过鲁迅的字里行间。大部分初中时光的精力都已被我使在了英语和涂鸦上。反倒是在小学,大家往插画里闰土那锃亮的脑瓜瓢上画牛头犀角的时候,我倒是在纠结于鲁迅的用词。个人而言,我觉得鲁迅用词最大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汉字释义的完美操控。鲁迅正好处在一个推行白话文的时代,而他又凑巧成为过一个思想开放的青年学生,于是在他的文章里存在着各种各样一个个用释义近似的字拼凑而成的词语。打比方说,”阴霾”。我对这个词的影响尤为深刻是因为至今我都不会写”霾”字。而当年老师要求家长为我们听写词语的时候中文系出身的父亲第一个为我挑选的词语就是”阴霾”。在感慨了鲁迅的词汇量是多么令人生畏和对自己文章一种莫名的怀才不遇的惋惜之后,父亲低下头一巴掌打在了我后脑勺上。我还隐约记得当时我脑子里回响着一个庄严而苍老的声音说道:”这世上本没有路…”对啊,这世上本来就没有语言,语言就是为了人类沟通而被创造出来的工具。”阴霾”也不过就是其中的一个产物罢了。换作我们这样满脑子柴米油盐的泛泛之辈,谁、试想,谁会在”今天天气怎样”后头说”天空阴霾无比”来表达今天是阴天呢?霾放到现在确实不陌生,但在我还没有爷爷家的大土狗站起来高的时候,我所能理解的只是天空的颜色和灰色调所带来的压抑感。直到高中,我才知道,哦,原来当时的天空中是有云的,霾的厚重也额外在压抑上给人带来了一种缓缓迫近的压抑。 阴霾这个词正是通过了对一种色彩所带来的情绪影响和对天气状况的适当描述在好词好句里占得了一席位置。在”环滁皆山也”过渡到”丘陵地形,群山环绕”的时代里,有这种即写意又描情的词语存在无疑是幸运的。鲁迅的用词的确为后来中国文坛短暂的黄金时期做得一个好榜样,哪怕是四字短句标题《朝花夕拾》都能写出这样的意境,无疑是会对我这种因为懒而不去背成语的人显得叹为观止。只可惜后来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结合的魅力被物质时代的浮躁气息堙灭得残喘生息。那种对精神生活的升华的追求也被隆隆驶来的火车碾得稀烂。 其实除了造词还有两种方法来利用尽可能少地词语来表达繁琐的意思。一种是字词的替换,比方说我经常在文章中使用的”便”,便是从鲁迅那里偷偷习来的。另一种就是对单个字的斟酌。 我想任何会注意”的”、”得”、”地”和”做”与”作”区别并对其小心利用的人都深知汉语的不精确性吧。其实越意识到汉语的不精确性,反而越不会对自己模糊不清的表达感到惶恐。汉语的不精确性的提出给予了我们在这个时代肆意玩弄汉语的可能性。比方说”说的对”和”说得对”意思就是不同的。”说的对”可以表明一个个体阐述的命题是正确的;而”说得对”即能表明一个正确命题的阐述,也可描述一个表达的过程没有发生错误。比方说一个演员要念一句台词,他或她使用了正确的语调,在合适的地方加上了重音,哪怕就算这句台词说”轮子是方的”,导演也会对这出彩的角色代入赞叹道”这台词,说得对!” 我一直在追求用汉语精确描述。不同于英语,汉语可以用一个词不精确地描述感情和现实从而让描写显得精确,英语则是需要一个修饰描写名词的形容词的副词才能表达清楚一个意思。所以对我来说,运用汉语会相对更为好玩而有挑战性。 不过总而言之,语言还是能被我们所掌控的。不同于梦。梦可以是白日梦,也可以是”看到膀子就想到裸体”的春梦。后者之所以被大家喜欢,除去毋庸置疑的生理快感,其实本质上透露着我们对不可掌控的事物自己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所感到的庆幸。其实我之所以拿春梦出来做个例子,是因为毕竟只有很少数人厌恶高潮时脑子里一瞬间的空白,再者就是我试图轻松文章氛围的挣扎。如果有春梦这样的好事在不省人事的时候发生,谁会想做噩梦与恶梦呢!而白日梦完全处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哪怕是小孩子也会知道人的想象是不真实的。而这种不真实的掌控往往能激起我们对将白日梦的剧情升高到极致的欲望。 很久以前我也是一个会对《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感到不屑的人。直到轮到自己一人在外,我才能明白那种对自己的馅饼如同对自己的孩子般的满满的骄傲。毕竟我做的西红柿炒蛋是全英国最好吃的。我们总是会为自己拥有的事物感到骄傲,而当这些事物消散的时候才会真正体会到这种骄傲的来之不易。 前两天我才读到人在濒死的时候会出现幻觉。在幻觉里会收到别人的认可,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然后收拾起行装跨过一条边界。这边界既可以是一坎围墙,也可是一道树篱。在自己糟糕的生活中想象起自己临死前想看到的事情即显得新鲜又相同于对自己最好的未来的白日做梦。我想啊,那时候我会装起一包的颜料和画纸,带上我最喜欢的耳机,出现在布莱顿火车站的一号站台搭上去康沃尔的火车。避开火车头灯的刺眼光晕之后我看到车头上镶嵌的,似乎只在蒸汽车头——哦!当画面更清晰之后,这确实是蒸汽火车——上才有的铭牌篆刻着的目的地。St. Ives.一个座落于康沃尔北部的滨海小镇,从她的火车站通往市镇的石板路会爬上一座高地,从坡上咖啡馆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圣尼古拉的小房子。 我竟很难分清这是白日梦在夜晚的延伸,还是一个恶梦。 我想写这篇记述自己写作手法的文章已经很久了。无奈于前两年功课的压力和自己的浮躁。今天,又是一个失眠——我发现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失眠的时候写完的,如同我的每幅画——的夜晚,才静下心来写好了这篇不知所云的散文。其实我特别想把这篇文章发给高中的语文老师,当年夸下海口要去参加新概念作文竞赛最终不了了之,所以按道理也是欠着一篇专心撰写的文章的吧。(你看这个”吧”前面的”的”用得多好,不但肯定了欠着文章是必须的,也作为一个语气词为这句话多了一点感慨,哈哈)此文比我脑海里的构想短了不是一点。然而文章写得长在我看来并没有用,就像从小学到高中作文那种两百字变成八百字的字数要求一样无疑是对学生们的误导。文章写得长,里面全是废话,那又有什么用呢!就像做梦和作梦,梦做得再长,又有什么用呢!但梦作得长,也没什么用。虽然睡眠的时候大脑会认为作的梦是是真实的,但起床的时候,一裤裆水或者一脸的泪对人来说都是麻烦。 生活像写作一样,确实不易。总起了全文的时候也没有想到结尾能这么脏。 后记 出了用粗俗但是通俗的比喻来吸引一些有心没能力的人之外,我恶趣味地放了很多繁琐的长句子来萃取有能力有心的人。实在是有趣啊,耍得自己的语言和试图读通这篇文章的人团团转。这应该就是我的玩心罢。